立此存照

　　王洁，和我一年进复旦的。他在化学系，我在生命科学学院。

　　虽然他学的是化学，但是他对生物似乎很感兴趣。于是到了上生物化学课的时候，那大约是大学第三学期，王洁便常常来听。有时候运气好，也能占到第一排的位置。那些位置往往是女生们在上课前一天就来占的，于是当王洁假使占到的时候，便立即成为前三排中唯一一位男士。
　　我当时虽然不至于像现在如此颓废，但是上课占位这种事情，我却断断不做的。因为我就觉得考多少分和研究能力，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于是我往往躲在生物系礼堂后排，前面是一堆人，有一百多个自己人，还有十来个像王洁这样的旁听生。也许他们是真的喜欢生物。不过当然复旦的生物是一块牌子，盛名之下，来听的人当然也多。
　　我们大约是在生化课上认识的，他向我借了《生物化学（上）》，我说：你一定要还的啊，这本书我有纪念意义的。
　　他说好。

　　李政道先生在复旦有一个基金，名曰“jun（上竹下君）政基金”。其旨在于使本科生有很早接触研究的机会。王洁便来申请生物化学系的课题名额。然而没有得到。我那时候牛皮烘烘，觉得只有基础研究才值得做。他则不同，他是喜欢问“实用价值”如何的那种人。结果并不讨生化系主任，也是我后来的导师，的欢心。
　　我导师后来有一次评论道：其实最终做基础研究的人是不多的，但是作为本科生的基本训练，基础研究的题目当然要比实用研究来得有意义。

　　虽然他没有申请到君政的名额，但是老板让他在我们实验室呆着。于是在大学的第二个暑假，我们便在一间实验室共事了一个月余。虽然他是喜欢问“实用价值如何”的那种人，但是他在实验室却是比爱因斯坦做试验没有好太多。他不像一个试验科学家，倒是能坐在一处苦思凝想的理论科学家。
　　我不晓得他理论科学的色彩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后来是怎么调和的，怎么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的。
　　但是生物学是一门基本不需要理论的科学，而我老板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理论生物学的人，于是过了那个暑假，王洁便不再来做试验了。

　　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是2001年晚些时候，就是大家忙着做申请的那些日子。他跑来找老板写推荐信，现在回想起来，最后一段对话也许是这样的：
“哎，申请几个生物的专业……？”
“哎，是”
……
“王洁，你是不是还拿着我那本《生物化学》上？”
“是啊，等我考完sub还给你”
　　结果考完sub，他托人还给我一本《生化下》，而不是《生化上》。
　　剩下几个月加上2002年，对我来说是倒霉的一年。于是等到我想起来我的《生化上》还在他那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尤其生活中还有很多分心的事情，美国签证官们还看我不顺眼若干次，于是便也不记得问他要回那本书，每到记得时，又觉得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方才看文学城，看到“2002年他本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这一段的时候，方突然想起来，不会是他罢。往下翻翻看到相片，虽然比以前瘦，但是却确信无疑。天哪。我本来还预备什么时候去西岸的时候打秋风的，兼把我那本有纪念意义的《生化上》要回来的。
　　UCB中国学生会的那些精英，写出来的东西，冷冰冰的没有内容，“2002年他本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而后被伯克利化学系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我们这群熟识他的朋友，以及所有与他相识的师长同学的心目中，王洁是如此的聪慧，乐观，热诚与善良，一直以来，他的妙趣横生的话语，他的灿烂率真的笑容，他对科研的执着追求，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感染感动着身周的每个人”。见鬼的，这就是“熟识”的朋友写出来的。如此空洞无物的东西，死了不论什么人大约都能用这段，犹如“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永垂不朽”一样。
　　于是我努力写一点东西，具体的回忆虽然琐碎，但是希望能比“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永垂不朽”能稍许有点人情。寄托一些关注。

　　王洁应该是独子。似乎是来自上海的一个中等家庭，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记不确切。认识他的人不妨看看UCB的学生会，看看有什么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估计也寥寥，除了募捐也没有什么实质内容，而至于募捐有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么则是，尽人事，随天意。

　　别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其实对大家都一样：独自在外，善自珍重。

又及于三月十二日，据UCB报，王君于2005年，3月10日6:07分不幸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