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一文讲的是什么
《都是》一文,自然,是随意闲聊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往往是灵活形象的历史,而历史系的历史,则多数是裹尸布的历史。
《都是》吹到了不少的方面,然而其第一要旨,我怀疑,是要说明这样一个基本常识: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
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
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
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
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
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
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
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而从此映射当前的国家财政情况,尤其是农村问题。王安石说:有能力的官员不增加利息,就能使得国库充实,而司马光反驳道:天下的出产,不是在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府手里(《都是》文中所解释的“不是在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僚手里”是错误的解释,要是那样的话,就应该是“不在民则在吏”)。
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国家财富增加了,那么这多出来的财富来自何方呢?
1,不来自国有大型工业,因为那些工业都不行了
2,商业的发达确实是增加了货币流通的速度,虽然本身并不创造社会财富。
3,初级工业制成品对外国市场的倾销。这些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自然地有很大的一部分因为差价,交给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零售垄断资本,有一部分自然成为初级工业资本(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又有一部分,成为了国家财富。
4,农业?
如果按照上面的逻辑,财富不在民即在官,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考察一下《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的。
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及比率
年份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1 2003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a) 739.1 1510.2 4283.0 6280.0 6860.0 77792 8472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b) 397.6 683.3 1577.0 2253.4 2366.4 2476.9 2622
比率a:b 1.86 2.20 2.71 2.79 2.9. 3.13 3.24
且抽象地看这个数字,并且用一点常识来看这样的数据。那么:
1,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大致讲的是工商业无产阶级和专门职业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价格。(目前的有产者应该如同美国一样,逐渐从城市搬出,搬进了乡下的别墅,那么他们可能不算“城市居民”的罢,呵呵)
2,800元@85年和8000元@03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购买力区别,表明劳动力价格基本不变。
3,总体劳动生产效率,03年远大于85年,意味着在单位时间中,单位劳动力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
4,小结论:根据2与3,断定对于工商业无产阶级和专门职业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的剩余价值率上升了。
5,比照之后我们发现,农业无产阶级劳动力价格,假使认为城市无产阶级劳动力价格不变,则是下降了的。
6,结论:对农业无产阶级的剥削,在85-03年间,为上升。
到此为止,我想我的理解是,《都是……》的作者在说,现在的国家财富,和王安石变法时候一样,是靠更残酷地压榨劳动者而产生的。于是作者就躲在角落里面说:
“而与汉武帝时代发生的情况类似,也与主张变法者的预期一致的,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此是后话。”
此是后话!!
我认为作者看到的事实,但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国家资本,作为农业无产者的主要雇主,提高自农业无产者而来的剩余价值率的缘故,不在于使得国家财富丰富。
如果现在国家资本对工业,尤其是初级制成工业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抽取更大的部分的话,那么这才和作者所描述的熙宁变法的做法是一样的。因为工业已经取代熙宁变法时代的农业,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
假使这种情况出现,那么,短时间内国家财富是可以大量积累的,然而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倒是可能“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此是后话(!)”的。
那么,压榨农业无产阶级的目的何在。
其目的是要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逐出,成为工业无产阶级。即使单位工业无产阶级产生的剩余价值更多,这个过程还是可以自发地产生的,因为自由劳动力在选择雇主的时候将选择最可能高的劳动力价值,而不会计算自己受的剥削是更高还是更低。
所以我说:我认为作者看到的事实,但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与如今类似的,有圈地运动,有彼得大帝的改革,有美国的南北战争。
《都是》吹到了不少的方面,然而其第一要旨,我怀疑,是要说明这样一个基本常识: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
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
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
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
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
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
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
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而从此映射当前的国家财政情况,尤其是农村问题。王安石说:有能力的官员不增加利息,就能使得国库充实,而司马光反驳道:天下的出产,不是在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府手里(《都是》文中所解释的“不是在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僚手里”是错误的解释,要是那样的话,就应该是“不在民则在吏”)。
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国家财富增加了,那么这多出来的财富来自何方呢?
1,不来自国有大型工业,因为那些工业都不行了
2,商业的发达确实是增加了货币流通的速度,虽然本身并不创造社会财富。
3,初级工业制成品对外国市场的倾销。这些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自然地有很大的一部分因为差价,交给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零售垄断资本,有一部分自然成为初级工业资本(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又有一部分,成为了国家财富。
4,农业?
如果按照上面的逻辑,财富不在民即在官,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考察一下《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的。
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及比率
年份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1 2003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a) 739.1 1510.2 4283.0 6280.0 6860.0 77792 8472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b) 397.6 683.3 1577.0 2253.4 2366.4 2476.9 2622
比率a:b 1.86 2.20 2.71 2.79 2.9. 3.13 3.24
且抽象地看这个数字,并且用一点常识来看这样的数据。那么:
1,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大致讲的是工商业无产阶级和专门职业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价格。(目前的有产者应该如同美国一样,逐渐从城市搬出,搬进了乡下的别墅,那么他们可能不算“城市居民”的罢,呵呵)
2,800元@85年和8000元@03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购买力区别,表明劳动力价格基本不变。
3,总体劳动生产效率,03年远大于85年,意味着在单位时间中,单位劳动力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
4,小结论:根据2与3,断定对于工商业无产阶级和专门职业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的剩余价值率上升了。
5,比照之后我们发现,农业无产阶级劳动力价格,假使认为城市无产阶级劳动力价格不变,则是下降了的。
6,结论:对农业无产阶级的剥削,在85-03年间,为上升。
到此为止,我想我的理解是,《都是……》的作者在说,现在的国家财富,和王安石变法时候一样,是靠更残酷地压榨劳动者而产生的。于是作者就躲在角落里面说:
“而与汉武帝时代发生的情况类似,也与主张变法者的预期一致的,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此是后话。”
此是后话!!
我认为作者看到的事实,但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国家资本,作为农业无产者的主要雇主,提高自农业无产者而来的剩余价值率的缘故,不在于使得国家财富丰富。
如果现在国家资本对工业,尤其是初级制成工业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抽取更大的部分的话,那么这才和作者所描述的熙宁变法的做法是一样的。因为工业已经取代熙宁变法时代的农业,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
假使这种情况出现,那么,短时间内国家财富是可以大量积累的,然而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倒是可能“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此是后话(!)”的。
那么,压榨农业无产阶级的目的何在。
其目的是要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逐出,成为工业无产阶级。即使单位工业无产阶级产生的剩余价值更多,这个过程还是可以自发地产生的,因为自由劳动力在选择雇主的时候将选择最可能高的劳动力价值,而不会计算自己受的剥削是更高还是更低。
所以我说:我认为作者看到的事实,但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与如今类似的,有圈地运动,有彼得大帝的改革,有美国的南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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